对珍宝馆内部工作人员的调查结果，坚定了专案组的分析和推测，他们否定了故宫内部工作人员监守自盗的可能，把侦察范围划定在外贼作案上。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公安部通报全国，要求各兄弟省市公安厅、局协助破案。同时，专案组派出侦查员前往37个省市的公安厅、局，与当地公安机关协调并共同开展工作。

　　近邻北京的天津是第一个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的协查通报的，接着，又收到了公安部的通报。天津市公安局马上拟定了《关于部署查破北京故宫珍宝馆被盗案的通知》，发到各业务部门，通知上说：“被盗的珍品系国家无价之宝，仅亦金就折价两万余元，不仅在经济上是重大损失，更重要则是政治影响很大。因此各单位必须立即部署工作，像对待自己的案件一样，积极查破。特别要加强车站港口、外贸、银行及珠宝行业的控制，防止外流及熔化变卖，一旦发现线索及时电报市公安局。”

　　1959年11月11日下午，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停靠在天津站内，按照惯例，列车员逐一检查乘客的车票。列车员发现，有两个农民装束的年轻人紧张地躲闪查票，于是将他俩拦住。

　　“你俩的车票呢?拿出来我验一下。”列车员说。

　　两人边摇头边回答：“没有，俺没买。”

　　没什么说的。列车员和同事一起把他俩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区分局治安科审查。两个农民小伙儿看起来年纪都不大，那个大一点儿的好像见过点儿世面，虽然见了民警也害怕，但是还不至于哆嗦。那个小一点儿的吓得浑身颤抖着哭了。民警问那个大一点儿的，叫什么姓名?多大岁数了?从哪儿来?

　　“俺叫武庆辉，20岁，山东寿光县北洛公社北孙云子村的，他是俺本家弟弟，叫武良玉，一个村儿的。”

　　“你为什么不买票?”民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