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伯宇在前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八路军，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于4月回到了重庆。他一路上都准备着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谁知到重庆后才得知，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将李“放逐”到桂林，叫李当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还规定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无奈，段伯宇只得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作了汇报。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们惯于“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惯于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实事求是的报告材料遭到了顽固分子的忌恨。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晏勋甫恶狠狠地斥责段伯宇：“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将他关了禁闭。

　　笔者告诉段伯宇老人，就是这位晏勋甫，1949年初任武汉市代理市长期间，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在解放军渡江时光荣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刚也于1949年起义，任过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人，是会变的呀!反动的可以变为进步，反共的可以变为拥护共产党。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人最终是服膺真理的。

　　回过头来再说段伯宇。他被关了禁闭。特别是李济深调走了，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很难存身下去了。不久这个机构也被撤销。没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下一步怎么办？段伯宇犯了难。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特务遍地，狼犬满街，白色恐怖弥漫，正像郭沫若在一首诗中所说：“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指出：“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