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善于对付白色恐怖的周恩来，早在1940年8月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后来周恩来还特别要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污。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实行单线联系。例如郭沫若等都是以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的党的关系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对今后工作有过种种设想，他是多么想听听党组织的指示呀!

　　这时，“八办”已搬至重庆郊外化龙桥红岩嘴。这里原先是个果园农场，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约5公里。周恩来副主席平时也住在这里。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及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南方局和“八办”的监视和封锁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密。特务机关在高处修筑了工事，机枪的射口对准了院子，望远镜把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化龙桥镇不大，才几十户商店和住家，而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视点竟有十几处，伪装的小吃店、杂货铺、修自行车摊等，五花八门。有一个照相店，楼上的窗口就是秘密拍摄“八办”院内活动的摄像点。

　　段伯宇曾经悄悄地多次去过化龙桥，可是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封锁，难以安全进入“八办”。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进去了，问周怡在否，答复是不在。别的接待人员不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谈话也就深入不下去。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段伯宇也不便多问。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了解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也许会天真地问：段伯宇不能向“八办”自报家门吗？可是除了周怡，谁能证明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官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呢？你的自报家门谁又会信以为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