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见义勇为语境的复杂性和国人思维的多元性，笔者以为，确保客观公正地厘清助人行为的双方责任，必须恪守两个主要原则：

一是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原则。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助人者见义勇为应该是在事发突然的情况下实施的救急行动，是一种出于道德本能的自发善举，助人者不可能在事前就有自证清白的心理预期；而受助者表达指认意愿和诉至法院维权，应当有区别责任过失的基本判断和诉讼证据的心理预备。同时，就救助行为引发司法诉讼而言，受助者是当然的原告，没有哪一个助人者见义勇为后没事打官司玩，因此，让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谁主张谁举证”司法原则。

二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真相不明、查无证据、是非混淆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大量“做好事反被诬”的冤案，都源自当事法官本能地同情弱者（伤者）和“各打五十大板”的主观臆断。“疑罪从无”作为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判案原则，应当在倡导见义勇为风尚中得以充分体现。对于救助行为引发的争讼，只要被救助人或者司法机关不能证明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就应认定救助人对救助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应当成为践行“助人免责”条例的司法底线。

当然，一个本为传统美德且属举手之劳的扶老携幼善举，不得不在法律保护的庇佑下得以传承，对于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古国，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尴尬之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责任和诚信的道德缺失。而法律条规越少道德水准越高则应该是不争的真理，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深圳市立法保护救助行为积极意义同时，时刻莫忘对社会责任的呼唤和对道德诚信的力挺，比如，奖赏好心人见义勇为，鼓励见证人挺身而出，敦促被救者问心无愧，诅咒诬陷者噩梦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