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

　　“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

　　陈独秀一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