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

　　蒋介石开了反共清共的头，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却在此时给中共下达自相矛盾的指示，一面要中共尽快实现土地革命，一面又让维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相互抵触的指示，到底是如何发出的，他充满牢骚地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陈独秀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这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1926年12月，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等带着斯大林的“新路线”来到中国，他们认为陈独秀是贯彻“新路线”的障碍，有意要撤换他，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

　　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中共五大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927年5月，武昌和长沙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面对险恶的局势，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为维护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必须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否则，中国革命将难以继续下去。罗易却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意见，大声疾呼推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国民党更民主化，而决不会影响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他们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中国共产党很难统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作为那个时代那一事件的经历者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1927年，中央在武汉时，“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

　　陈独秀陷入矛盾与迷茫之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下，中共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般逻辑混乱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蔡和森就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瞿秋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甚作用，对各个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于群众及‘大计方针’了。”

　　共产国际如此地指导中国革命，也就难怪继陈独秀后的瞿秋白在被共产国际罢免，而让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时，才从恍恍惚惚的梦中惊醒，不无感慨地说：“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这种“不合适”，只有体验这个过程的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冯玉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一个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存身，纷纷被逐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再提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由此而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陈独秀是个率性而为的人，索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始终不一的路线，他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于6月下旬指示，批判机会主义错误，调回鲍罗廷，甚至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锋芒直指陈独秀。鲍罗廷得到这个指示，并没有立即传达，而是一直捱到7月12日，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