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陈宣言”的由来

　　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率北伐军顺利地进入上海，而形势却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异常复杂。

　　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酝酿期间，蒋介石在江西制造反共惨案，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发表反共演说，扬言要制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他所经之处无不制造惨案，解散并捣毁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这些，陈独秀都历历在目，有所警惕。他意识到，不久，上海将会出现北伐军和上海民众力量并存的格局，起义成功后，应以民众力量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可这只是陈独秀的一厢情愿。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陈独秀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起义产生的市民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面目正式亮相时，开始恐惧，变得十分的不可靠，首先是商界代表退缩了，声称：“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甚至有些商人要退出代表，表示就是要做代表，也要“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

　　更让陈独秀揪心的是，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的身份多已暴露，而蒋介石所叫嚣的“节制”，无疑是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怎样摆脱面临的危机，陈独秀冥思苦想，就是找不出一条良策。正在陈独秀一筹莫展之际，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些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同时，选举被蒋介石排挤而流亡欧洲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时间，迎汪复职，拥汪护党，成为沸沸扬扬的舆论话题，似乎汪精卫一回来，蒋介石个人专制的种种行径，就都可以得到遏制了。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当汪精卫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予以会见，表示将完全支持汪精卫。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干部会上，表扬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斯大林的态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深刻地影响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驻华顾问。

　　借汪遏蒋，度过危机，岂止是陈独秀一人所想，当时周恩来就建议，在汪精卫回国时，设法让他直接去汉口，避免他去上海与蒋介石见面。可是，蒋介石的行动更快，早就把汪精卫接到上海，从4月2日起，便和汪精卫会谈，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驱逐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说，按照蒋介石的意见，清共分共“必须马上就做”，只是由于汪精卫坚持“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这场血腥的事变才延缓了一些时日。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同去见汪精卫，当汪精卫提出中共将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的质询时，陈独秀决然否认，并表示可以发表书面宣言，以解除不实舆论的误导，消除两党的误会，共同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时事新报》等报公开发表。这篇文件不足1000字，指出：两党应“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这个宣言刚发表，便得到苏联《真理报》的高度评价，说它“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共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和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的态度。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拥护。

　　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开诚布公，取信义于天下，便可以约束所有妨害国共合作的越轨行为，化解笼罩在上海滩的剑拔弩张的黑色阴云。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坦诚却被蒋介石的虚伪、奸诈所蒙骗和耍弄。4月7日，蒋介石还笑嘻嘻地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12日，便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

　　接着，陈独秀、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徐谦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缉。距此三个月，汪精卫也举起反共的黑纛，国共两党终于分裂。至此，《汪陈宣言》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能作为失败的教训，被永远记录在历史中。

　　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