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与限时会客

　　陈寅恪老师除了执著于中古史，他业余生活唯一的癖好是赏玩京剧(即票友)，俗称玩票的。自从陈老师与我们“戏剧研究小组”结缘之后，他玩票的劲头更足了。适逢中山大学欲成立京剧票友会，当时，玩票最有凝聚力的人物自然是陈寅恪老师。他经常随我们组去广州听戏，从不缺席；在家里，一时来了兴致，便随口哼上几句……京剧那优美的旋律所带给他的快乐，外人是不好言诠的。至于京剧票友会的筹划成立和最初的活动情况，“戏剧研究小组”组长余懋盛在其自传《萍踪浪影》中是这样叙述的:“京剧票友会最初是由陈寅恪教授与历史系的端木正副教授牵头、串联、发现京剧爱好者而筹划组织起来……当年，我们京剧票友会就把陈寅恪老师家的客厅作为活动主要阵地。每逢周日，我们都到陈府唱戏、排练走场。中午，陈老师还要提供午餐，或包饺子、或煮面条，这对我们学生娃来说，就是改善生活了。有时，我们还要请广州京剧团的名演员——新谷莺、傅祥麟来校教戏、排戏，所有的招待费用都是陈老师慷慨解囊。当然，其他老师，特别是王季思、董每戡教授也作出不少的贡献。而我们这些学生票友，只管学、只管吃、只管玩，非常开心。我真正认识大师，是从此番京剧玩票开始的。他非常喜欢听京剧(因为看不见，只能听)，是个热心的戏迷。陈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当然是指在看戏听戏方面。可能因为我是他一个懂点戏的老乡，在他家里，我可以随便和他谈戏，话家常。有一次，他问我:‘你是江西哪里的？’我回答:‘是景德镇的’。他笑着说:‘景德镇的瓷器是千古绝技，你怎么不学烧瓷器？那可是世界闻名呀！’我说:‘我家是做瓷器生意的，既不做瓷器，也不烧瓷器。我们婺源人都是经商的’。他兴奋地说:‘你是婺源人，你家是徽商了。过去婺源不属江西，属安徽。’我忙说:‘对，对，对，解放前婺源人一直在打官司，要划归安徽。’他又说:‘你们婺源出过大家，朱熹老夫子，你们家乡的文化根基很深呀，怪不得你学中文……’”由此可见，在生活中，陈寅恪老师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他，热情好客、为人低调、平易近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玩票，给这位史学大师带来丰富而快乐的业余生活。

　　1954年，陈寅恪老师在一次洗澡时，不慎摔断了腿。本来就出行困难的他更加深居简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虽然这意外的伤病给其生活上带来诸多不便，但却给陈老师腾出更多做学问的时间。只是近两年毛泽东主席曾数次写信向其求教中国史方面的问题，且有封来信已公之于世。于是，陈寅恪教授是中国史的活词典的传言不胫而走。毛主席的一封信就让陈老师一下子成为“星”级人物，向其求教者纷至沓来、门庭若市。这应接不暇的麻烦已成为他沉重的精神负担。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不情愿把自己宝贵的岁月葬送在这迎来送往之中。不得已，出以下策——与之相濡以沫的老伴心领神会，遂制定了限客、限时的规定。限客有“约法三章”:一，“好事之徒”不接见。二，陌生人不接见。三，可接见可不接见的不接见。至于具体的接见尺度全由师母一人掌握。而且在大门旁边赫然写着“会客不超过五分钟”的“告示”。我和余懋盛虽然是陈老师家的常客，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有时，我俩准备了一肚子话，只能择其一二去请教陈老师。会见时，往往是余懋盛询问，我在一旁看表。不然，到时师母就会下逐客令。不过，此事也有例外。记得在筹建中山大学京剧票友会时，“戏剧研究小组”拟定了几个条目去征求陈老师的意见，因为他是京剧票友会的名誉会长。此次交谈，陈老师谈锋甚健，时间已超过七八分钟了，我一再向余懋盛示意。这时，师母却出来打圆场说:“甭管他，一提起京戏就来劲，忘乎所以……”这是我亲历的师母放宽“政策”的一次，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

　　这限客、限时之举的确为陈老师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因此，从1954年起，直至其75岁时，他终于如愿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不过，陈老师晚年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能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学术研究任务，还得益于他超常的记忆力。余懋盛在其自传《萍踪浪影》中说:“陈老师虽然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记忆力超群。他家里的藏书摆放得有条不紊，所有资料陈老师都烂熟于心。听历史系学友罗木公平常谈及陈老师，说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比如当学生问到某事件、某人物，甚至细微末节，他都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告诉学生，到他书房第几行书架上、第几格层、第几本书中、第几页里，自己去找找看，学生把找来的书打开一看，果真如先生所说。听说他晚年完成的几部巨著，全仰仗他超人般的头脑里贮存的丰富材料，陈老师不愧为一代天才的史学大师。”

　　陈寅恪老师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伤病和失明所带给他的重重困难，完成了一部部鸿篇巨著。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永远是后学者珍贵的精神财富。（刘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