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全家合影

　　请求换老师的风波

　　1954年，陈寅恪老师接替刘节老师教授我班(中文系5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古史。当时，中山大学是个很特殊的学校。在校学生中，华侨和港澳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60％，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学子。因此，学生的思想状况异常复杂，系领导和学生会都抽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学生的思想工作中。因为我是从老解放区去的，被系里任命为班常务(即班长)。这样，我就成了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陈老师刚上两节课，一位从香港回来的余姓同学，说他代表几位同学请求换老师。其理由是陈寅恪老师那板书的“斗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讲课时吐字不清、夹杂方言音，不便记笔记……我觉得，这虽然是个别同学的意见，但问题相当严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中文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于是，当晚我就赶赴系主任王季思老师的家里反映这一情况。王老师也感到很为难，因为跨系解决问题并无先例。于是，第二天，他匆忙找到历史系的系主任刘节老师。面对此情况，作为曾经是陈老师学生的刘节老师更感到棘手。因为这涉及到两个系、还涉及到对老专家应有的尊重。经过反复考虑，系主任王老师决定让我私下里去做这位同学的思想工作，以免事态扩大。

　　不料我去后，这几位同学并不买账，反而说我是系里派去的“说客”，不替同学说话。最后，弄得我左右为难时，季思老师用了一个绝招:当时，学校的领导层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在阅读中碰到难解的历史问题时，会以书信形式向陈老师讨教。毛主席的信是一宝。于是，王老师专程去了陈老师家——东南区一号。季思老师直言不讳，他操着浓重的吴语说:“你知道我是很崇拜毛体的(指毛泽东的书法)，能否借一封毛主席给你的信一用，以便临摹。”陈老师为人很率直，就把一封毛主席的信交给了王老师。于是，他便乘班会之机，传阅了毛主席的信。在会上，王老师十分庄重地对同学说:“连毛主席都尊重的老师，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尊重吗？此外，字写得好坏并不能代表一个人学问的深浅。更何况对一位视力只有0.2的陈老师，我们要求他跟我们写一样大小的字，写一样工整的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同学们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而不是求全责备。”系主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当陈老师得知此事时，只是一笑置之。他曾说:“我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有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老师对换老师风波淡然处之，显示出了一位学者的大度和宽容。

　　和陈老师一起看戏

　　除去工作上的正常交往，我与陈寅恪老师亲密接触是在中文系成立“戏剧研究小组”之后。当时，该组只有六七人，余懋盛(现任湖南省昆剧团编剧兼导演)任组长，我是其中的成员。由于中文系两位戏剧家——王季思、董每戡教授的重视，每周除了听两位老师的戏剧讲座，还有二三次戏剧实习——由学校派专车接送我们去广州看戏。我们看戏的范围极广，不限于粤剧。像京剧、昆剧、潮剧、湘剧、赣剧等都在我们的欣赏范围以内。只是每逢看京剧时，陈老师必定跟我们一起去，因为他是位“铁杆”票友。每次去看戏，我和余懋盛就是他的“保镖”。我俩沿着一条特设的白色甬道去东南区一号接陈老师。每次师母总是将陈老师送到大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似乎对他的出行总有点不放心。我俩左右搀扶着陈老师，一路走向钟楼，虽然距离不算远，但走得很吃力，一直默默地走着，一句话都没有，三个人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走向停车场。

　　有一天，我们去广州看京剧折子戏——《霸王别姬》、《拾玉镯》等。三遍锣鼓之后，演员出场。坐在身边的陈老师问演员的行头，我便一一为其描述。听完，陈老师就说:“这演员怎么千篇一律的都穿明清服饰，也不管这戏演的是哪个朝代的人，回去问问你的专业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桩演员行头的小事，陈老师都不放过，可见，他对待生活和学术都十分认真。他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他这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精神对我们“戏剧研究小组”有很大的影响力。回校后，我就此问题专门请教了董每戡教授，他说:“徽班进京才一百余年，京剧在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剧种，因此，演员理所当然的会穿明清的服饰，而不穿古装(指汉唐服饰)”。两位老师的遥相问答，让我明白:学问、学问，就是要又学又问，才能有所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