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真相与绝对信念

　　文学本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形式的虚构，但虚构不是目的，它的更深目的在于运用虚构的形式去尽力地接近事物的真相，以在真相中找到某种对于世界对于人的信念——深藏于历史与人心中的真理。鲁敏的《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是一个关于爱与忠诚、谎言与欺骗的故事。肖黎的丈夫在一次与情人的约会途中因交通塌方事故而死，作为妻子的肖黎在此前竟一直不知另有一个女人与自己的丈夫有如此亲密的来往，丧夫之痛与受蒙蔽之痛交相袭来，肖黎对于周遭的人际充满了敌意与怀疑。小说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去沿着家庭不忠的那条线索写，它似乎有更大的野心，它想看看肖黎作为一个生者对于她仍生存的环境还有无信心。果然，我们看到了她的愤世嫉俗，看到了徐医生宁愿相信部分谎言而得到的温情与关怀，看到“小骗子”韦荣推销药品却取得了社区老人们的喜欢与信任，他们竟可以把存折给他让他代领而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要知道他推销的药品可是没什么疗效的。这真是让肖黎糊涂了，倒是韦荣在照顾肖黎儿子小冬的病的过程中给了肖黎真实的答案，她看到了人在谎言下的另一面本质。小说对于谎言的探讨是深入的，同时也是迷惑的，它说，谎言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充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须”。这个理解通向的是对于人的最终的信念，是这种信念化解了肖黎的种种不适而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须一瓜的《义薄云天》(《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写管小健见义勇为，为一女士包被抢而与歹徒搏斗中受伤，但住院后因谦虚而引来一系列麻烦：一是医疗费无人管，二是被抢女士不出面，三是再如实说明情况时警察已不相信，如此，英雄要自己去找当时的证人证明他的英雄作为，媒体的介入使尴尬的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待遇，而那个叫萧蔷薇的被抢女士也站了出来，并最终与管小健结为夫妻。当然萧女士的另一个婚姻目的是想让她的儿子因有一个见义勇为的爸爸而在高考时加分。虽然这个动机让管小健的妹妹心有不快，但不管怎么说，管小健还是得到了他的幸福。小说试图探究英雄主义在当代现实中的存在意义，当然最后还是给了英雄温暖的结局，但是这温暖里也包含着苦涩与无奈。小说家当然不可能是现实问题的破解者，小说家的言说是有限的，但是它在探究社会诚信和古代伦理的对于“义”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它应有的努力。

　　王松《叛徒》(《当代》2010年第6期)以“我”对30年前曾在西郊监狱工作的民警李祥生的采访开始，引入一个对于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故事。周云被关在001号监室，是被定性的历史叛徒，据说由于她的出卖，致使17名红军被害。但是周云从不认罪，从入狱那天起每天写申诉材料。这时李祥生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监狱工作，好奇的他以个人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核实工作，这种辗转艰辛的外调使得埋在1935年春天的真相日益清晰并最终大白于天下。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叙事的推动力，从表面上看，这个推动力是为一个老人平反昭雪，如此有李祥生调查终始的三个被访人的叙述；但找出真相才是这部小说的深层动力。周云(温秀英)的清白最终还给了她，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个给她安了“叛徒”之名的人却是逍遥法外的真正叛徒，这么多年来，这个真正的叛徒一直生活得很安逸。幸而历史的书写有正义在，有如李祥生这样的人在，当然，也有误解之上的一个绝对的信念在。王松小说的真正推动力也许正是这个，是这一点让人读之抚案感叹，荡气回肠。

　　畀愚的《邮递员》(《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收入《人民文学》“走进红色岁月”栏目，主人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静安区的一名普通邮递员。仲良是因地下党员也是邮递员的父亲遭日本人暗杀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邮递情报的过程中他相继失去了他的同事——地下党员也是邮递员的周三，失去了同情并帮助革命的布朗神父，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革命者秀芬，并在“文革”中失去了他第二个妻子——当时埋伏于敌人身边、为革命传递情报的苏丽娜。仲良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将自己锤炼成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他不但完成了组织交付他的一切任务，而且在上海解放时当向导受了重伤，更为彻底的是，解放之后当组织上怀疑他和苏丽娜的身份，并最终不了了之，只承认他是烈士的儿子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地下党员时，他也没有背叛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仰。小说的后记记述了苏丽娜的“文革”之死，仲良在妻子自杀的河岸上想到的是所有与他一生相关的死去的人们，想着他们，活着的仲良没有过多的悲伤。他做了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应当做的。哪怕历史只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小说的这一笔如此有力，让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