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成了可牺牲成本？

　　记者调查发现，在以高强度工作换取高收入的大部分公司里，职位不同的员工在薪酬上的差距很大，而且年轻人居多。“熬不到的人就会选择离开，所以更加促进了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高人一等’的迫切性。”Jessica说。

　　比如在普华永道，最累的人是进公司两三年左右的员工；而做到5年以上，升到经理级别的员工会好一点。“新员工每年会涨一次薪，涨薪幅度在30%—40%；而升任高级审计员、合伙人后，则会成倍增长，年薪达几十万元。”2009年入职普华永道的李杨（化名）说，第一年跳槽的员工最多，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待遇不错，就盲目地进去了。进去后不适应，于是退出；5年以后，又会大规模跳槽一批，因为大部分人升不了经理。

　　“很多外企就是深谙此道，他们落地本土的人力成本核算并不高。”广东农资行业的一位国企财务主管说，“本来在他们那里工作，个人提升空间比在国内的企业工作还大，比如大致一个年限可以做到一个级别，再长远一点又可以更高一点，但问题是，没多少人能有这么好的体力坚持那么多年。所以年轻人老了，走了，迎来的是另一拨新鲜的年轻人。”

　　据了解，“高频换血”已经不为部分外资企业所独有，不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被“加班文化”影响，有意识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频的“换血”维持高增长。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公司都有意无意地把人力计算为可牺牲成本。”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没有加班费，斥责或雪藏下班后手机关机的员工，重视和鼓励加班员工等，成为了常态。很多人也因此变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最终引发了个体身心健康、家庭社会缺乏沟通等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加班族来说，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5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限制超时加班问题，一直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条文。

　　“整个社会对人的劳动力成本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都要上升到较高层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说，首先要从法律法规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规范，要让企业明白变相激励加班需要付出沉重的成本；其次，劳动监察部门应多宣传，多主动介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