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1954年9月，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为他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绍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晦教授，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绍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成为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退学后，刘绍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

　　东总布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由回廊相通，还有跨院。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购买了这个院落，并用贪污铁路上的材料大加修缮。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该院被伪警察署一日本顾问所占。抗战胜利后，归国民党警察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晚，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地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会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刘绍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绍棠来这里找得最多的是康濯，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 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绍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濯看，康濯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绍棠就在康濯家住宿。东总布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绍棠永远难忘的地方。

　　但是，1957年风云突变。3月份，刘绍棠出席了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他全面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与挚友从维熙合写文章赞扬这篇小说。后来刘绍棠又参加几次座谈会，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不料，反右开始后，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组织了一系列对他的批判。1958年2月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