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17分左右，广东佛山两岁的王悦在离家100多米的巷子里玩耍，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她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加大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又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从她双腿上碾过。惨相之下，过往的18位路人无一施以援手。由于颅脑重度损伤，10月21日，小悦悦离世。对这一事件，人们除了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加以剖析外，心理专家也从社会心理层面作出了分析。

　　在小悦悦事件中，18位目击车祸者面对孩子的残状无动于衷，当下社会类似的看客事件似乎并不鲜见：病人在医院内上吊自杀，值班医生看见却不予施救；面对欲跳楼轻生者，围观人群不但不予施救，反而大[中国妇女报]呼快跳；面对躺在血泊中的车祸受害者，人们连拨打个110、120电话都不打……心理专家指出，“旁观者效应”和“发达社会冷漠症”成为悲剧酿成的心理基础。

　　“旁观者效应”支配下的见死不救

　　“旁观者效应”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指的是人们见到处于危难中的受害者后，不提供任何帮助，尤其是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数越多，每个人出手相救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每个旁观者注意到事件的可能性越低，把事件当回事的可能性也越低，就越不会感到有义务采取行动。

　　心理学上的“旁观者效应”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博-拉塔内提出，源自于1964年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的一起谋杀案。1964年3月13日清晨，美国纽约28岁女子吉娣-格罗维斯下班回家，在路上遭到一个连环强奸杀人犯持刀袭击。袭击过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其间格罗维斯尖声惨叫，大呼救命，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凶徒于是逃离现场。10分钟后凶徒折返再次行凶，并实施了强奸，最后把她捅死。据报道，周围一共有38人目睹了凶案，但却没有人去救，也没有人报警。该事件震动了美国社会。

　　格罗维斯遇害事件促使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博-拉塔内对旁观者现象进行研究。他们在12年内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模拟了危急事件的发生后，结果发现：有其他人在场，就会阻碍人们出手相救。这源于一种旁观者效应。旁观者之所以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出手。

　　达利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责任扩散”。即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会意识到他负有100%的救济责任，这种心理责任感会促使他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会去报警。但是，当有100个旁观者时，他所负的责任就只有1%，其所承担的心理救济责任就大大减少。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袖手旁观有以下原因：首先，在危急事件中，旁观者面对的可能是模棱两可的情景，影响了其决策。如果他们清楚受害者很危险，需要帮忙，就会感到有责任施以援手，否则就会观察其他人的反应，看看别人会不会出手。如果其他人此刻也同样在观望，结果人人都得出一个结论：别人都无动于衷，没必要帮。其次，旁观者对救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很多人以为，危急关头见义勇为的人一定是阳刚十足的人，但研究发现，性格刚毅的人，例如大男子主义者，反而不愿意帮忙，因为他们害怕判断错误出洋相，自己丢不起这个脸。除了出洋相，旁观者还担心自己水平不够，会帮倒忙，，甚至给受害者增加危险，要承担法律责任。

　　“发达社会冷漠症”导致道德缺失

　　心理专家认为，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也与国人中蔓延的所谓“发达社会冷漠症”有关。社会心理专家岳晓东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患上了“发达社会冷漠症”，它突出表现为：社会越发达，人的竞争意识越强，法律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越高。由此，人们的关爱意识大幅降低，导致人情淡漠，见死不救。对此，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郭梓林解释是，冷漠行为的蔓延，并不是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了，而是现代科技解构了原来的熟人社会，人们更多地置身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原来熟人之间形成的那种“互救互助互信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约束氛围也就不再具有约束力量，见死不救不再有以前熟人社会那种后果。

　　广州市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胡慎之认为，冷漠是“旁观者效应”“好心无好报”的心理在作祟。胡慎之认为，此事也说明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不高。此外，这么多人选择沉默也与一些社会上“救人者反被冤枉”的风气有关。胡慎之觉得，正是越来越多助人为乐的事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才造成了这么多“见死不救”的案例出现。

　　改变冷漠，尊重生命，呼唤人性回归

　　在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不约而同的见死不救，在谴责他人的同时，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当时是我走过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小悦悦身旁，我会怎么做？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效应”的误区和改变冷漠的心态。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梅利莎-伯克利博士提出两条建议：

　　一、如果你是旁观者，发现情况模棱两可，一定要忍住观望别人的本能冲动。如果你认为有人可能需要帮助，就应果断采取行动，毕竟出洋相只会窘几分钟，而你的行动或许可以救人一命。如果现场还有其他人，你要意识到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推卸责任，只要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担起责任。当需要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帮忙时，你要指定具体的一个人上去救人，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报警-,具体的指定会打消人们推卸责任的心理。

　　二、如果你不幸成了受害者，需要别人的帮忙，一定要让周围的人明确知道这是危急状况。你要主动让旁观者中的一个人感到有责任帮你渡过难关——在一大群看客围观之下，我们以为大声求救肯定会有人出手，但正确的做法是死死盯住一个人，向着他恳求，告诉他你需要帮忙。这会让他突然感到帮你是责无旁贷的，而且会带动其他人帮忙。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顾晓明建议，将“生死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让人们从小养成爱怜生命的意识。

　　顾晓明认为，随着社会生活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增加，生死事件经常发生，人们对生死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冷漠，对生命也变得不敬畏。就小悦悦被碾压、十几人袖手旁观这一事件，足见这些人对生命的冷漠，连救人的本能良知都丧失。另一方面，看到别人不帮忙，自己也不上前帮忙，这种“围观心理”往往非常可怕。

　　顾晓明强调，要扶起跌倒的道德，有必要立法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自扫门前雪，可以暂时明哲保身，这也许造就了冷漠的人们。国人从不缺少侠义精神，但如果农夫总是遇到蛇，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农夫呢？在南京“彭宇案”、郑州“李凯强案”、天津“许云鹤案”逐渐显现“蝴蝶效应”的背景下，许多人正在遗忘道德的自觉，正在离弃对人性和良知的坚守。(本报记者 彭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