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分界点，毛泽东十年后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与毛陈由合到分、渐疏渐远相反，张国焘和陈独秀则走上了由分到合、渐密渐亲的道路。从1925年到1927年，陈独秀与张国焘基本上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制定政策、一个督促落实，共同推行以退让妥协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政策。

　　作为钦差大臣，张国焘更多的是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反抗”，哪里有“纠纷”，那里就有张国焘。

　　大革命后期，多数纠纷都缘起于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早在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立“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表面化，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逐渐形成。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史称“西山会议派”。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