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张国焘最大的变化是从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权力。他把原来视为生命的信仰置于生存之后，把“革命”、“政党”、“组织”当作通往权力的手段和途径。因此，他开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用圆滑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转而迎合当权者的口味。有时他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但一看势头不对，就立即顺风转舵。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仍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一起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3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郑州，经徐州来到上海。这时，张国焘除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外，又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这个时期，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人才荟萃，除张国焘外，还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工会(后来扩大为汉冶萍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有长期领导北方工运的邓中夏，有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还有出狱不久的华东工运领袖王荷波。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1925年，在国民革命洪波涌起的同时，围绕对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领导层开始重新分化、整合，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建党以来一直奉陈为师的毛泽东离开了陈独秀，两人由于观点不同导致的裂隙越来越大，以致不可调和；而过去与陈关系始终疙疙瘩瘩的张国焘则成为陈独秀政策的忠实信奉者，亦步亦趋，成为备受重用的“钦差大臣”，他在党内的地位急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