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这段经历，在长达25年内没有人知晓。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整理敌伪档案时才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杨子烈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如果不是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张国焘头上“铁狱硬汉”的桂冠还将戴下去。

　　在张国焘供认的名单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排在前两位。从这个角度说，五年后李大钊之死是拜他得意的学生所赐。(略)

　　没有了脊梁，没有了底气，没有了原则，出狱后的张国焘变得世故、圆滑，把政治上的生存当作了人生的最高原则。大革命后期，他担当陈独秀的钦差大臣，四处扑火，惹得天怨人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发出怒吼：“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祸兮福之所倚。

　　中国古老的哲学一语道破人生的无常。

　　出狱后的张国焘鸿运当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铁狱硬汉”的身份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但是，近半年的狱中生活扭曲了张国焘的心灵，他为人、处事和从政的原则出现重大改变。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变化：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毕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