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付款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王家桢拿着张学良签了字的领款条子到官银号去取款时，官银号却没有那么多现款。王家桢找到官银号总办鲁穆庭，鲁穆庭向来办事严谨认真，觉得王家桢此次用钱太多，又不肯说明用处，不愿一次付清。几经周折，王家桢才将这五十万元现款领出。不知道是官银号故意为难王家桢，还是真的没有大面值票子，付的全是5元以下的小票，50万元装了整整两大柳条包。赤冢、鹤见两人当时傻了眼，这得点到啥时候啊？不过，他们估计张学良也不会骗他们，于是找张纸，草草打了一张收条。

　　这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个收据。

　　事发床次一命呜呼

　　年底，王家桢奉张学良之命，带钱赴日本与床次见面。床次生病刚刚出院，王家桢回忆说：“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很热情地欢迎我。他很自豪地说，他虽已70多岁，伤口缝线好得非常快，医生都觉得吃惊。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还很远大呢！他以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政治纲领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鸣和赞助而感到自豪。”

　　床次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增加张学良支持他的信心，但兴致上来，谈话却开始信马由缰，使王家桢嗅到了别样的气味。王家桢早年在日本读书时，床次给王家桢留下了能干、正派、进步的良好印象。去年的东北之行，也让王家桢觉得他精神矍铄，谈吐不凡。但此次一长谈，却发现“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津津乐道的，也只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次来日本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由于和他的这次谈话，失去了不少信心。”

　　事关重大，务需谨慎。于是王家桢遍访旧友，并与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审慎研究日本的政局。最后一致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几率小之又小，资助政友本党很可能会竹篮打水，王家桢便把钱带回。

　　日本第十七届大选前夕，不肯放弃最后希望的张学良再次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正如王家桢预料的那样，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政权仍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后来，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行，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双方都采取了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

　　谁料想“九·一八”事变突发，一夜之间，大帅府为日军占领，根本来不及处理，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这件收据被日军发现并上交，直至出现在日本内阁的会议桌上。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以叛国罪，将时为众议院议员的赤冢和鹤见逮捕，并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受此打击，不久，床次竹二郞病故，政友本党也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