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因分析

　　上述类别的传闻之所以特别盛行，从传闻生发的一般规律与当时特定情势的结合上，即可获得解释。

　　能够流布开来的社会传闻，内容上必有能让传布者关注的“重要性”，而相关信息则必处于“模糊性”（不明朗）状态。就上举京城传闻内容的涉及对象而言：义和团的兴盛作为“庚子事变”的导引性事端，其情势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对战双方在京畿地区军事上的胜负，则直接牵动着局势的发展方向；而清廷应对局势的措置，自然是攸关国家和臣民命运的事情，其“重要性”皆不言而喻，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安危祸福计，对此也不能轻忽。就相关信息条件来看：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发展犹如地冒天降，它对自己的“神异”又竭力进行舆论张扬和行为炫示，极易令人陷入迷惑难解的信息情境；而军情作为特殊信息，一般不会向外间尽实披露，何况在当时的乱局之下，真确信息渠道自会愈加阻滞；清廷政事方面，常规的信息传达本就受到窒碍，而在特殊关头，当政者较平时自然更多隐讳和故意淆乱。信息环境整体恶化，正常通联渠道壅滞难畅，遂有“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佚名：《庸扰录》）的畸态怪局。

　　在上述条件之下，传闻能够盛行，还与公众对相关信息在辨别和批判能力方面的缺陷密不可分。这一则是囿于公众的文化素质和认识水平，再则也取决于特定情势下的社会心理状态。以关于义和团的神秘传闻情事为例，试想王公大臣乃至慈禧太后尚且曾信实和利用义和团“神术”（绝非纯然的“政治策略”，部分也是由于“文化蒙昧”），“蚩蚩小民”对此信传又何足为怪。况且在“事变”情势下，迷乱、惶恐和危机的社会心理弥漫，更会大大削弱和障蔽人们理智地辨别和判断信息的能力。义和团不但将其宣传品广泛散播，而且附上“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见字不传，必有刀头之罪”（北京义和团：《增福财神李告白》）之类的警诫。“从众”成为当时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心理反应，一听传闻，“人人附合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这显然是造成传闻盛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