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心宣“圣旨”　豪迈释前嫌

　　1967年夏，杨成武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一次，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解脱老干部，接着开“九大”，许多老干部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要当中央委员。说着，转向杨成武：“你把这些话报告给总理。”杨成武非常高兴，心想：混乱很快就要结束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快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没想到，不但他们没有被解放，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把杨成武和全家12口人也投入囹圄之中。6年半的非人折磨和迫害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杨成武终于走出牢笼。

　　一天，李井泉来到北京医院看望杨成武夫妇。谈话中，李井泉谈到邓小平近期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杨成武的回忆。

　　那是一段往事：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想冲击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什么中央书记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独立王国”等。毛泽东想叫陈伯达在党的生活会上，给邓小平提几条意见，主要是说邓小平对毛主席请示报告不够，擅自做主张等。

　　陈伯达对毛泽东说：“抗日战争开始后，邓小平主要在前线工作，与他接触不多，我讲不合适，由杨成武讲比较好，他一直在前线。”

　　这本来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杨成武和邓小平虽然都在前线，但是十多年没有见过面；更使杨成武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那些意见，他都是第一次听到，怎么好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呢?当然，杨成武也不敢否认那些意见也许是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感受。

　　没想到，一个完全不妥的建议，却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似乎对于毛泽东来说，由谁来提出这些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马上提出，并且最先不是由他，而是由别人提出来。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意见写在纸上，经毛泽东审阅后，交给杨成武，说这是毛泽东要他发言的内容。杨成武感到非常为难，但是对于“最高指示”不执行是不行的。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参加的党组织生活会上，杨成武只好拿着那张“圣旨”违心地发言。出于同样的情况，萧华也违心地给刘少奇提了几条意见。

　　散会后，杨成武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和爱戴，担心自己职低言微，怕不能引起邓小平的足够重视，又专门对他说明这些意见是毛泽东讲的，劝他认真对待，希望他去找毛泽东谈一次话，作一些解释和必要的表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邓小平当即对杨成武表示感谢，但事后并没有去找毛泽东，再一次拉开了与毛泽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