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