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这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诈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八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