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查良镛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后来说:“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太多的管束。”但是，事与愿违，面对不平事查良镛怎么能无动于衷，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他一定会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回忆说:“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是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查良镛还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其实，事情并不如查良镛说得这般轻巧，他后来对北大文学系教授、金庸小说研究专家严家炎说出了实情:“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不满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实际就是被撵出了校门。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打抱不平，因为行侠仗义，大约在1944年深秋失学了，他的外交官之梦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