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读的是外交系，且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然对国际国内的形势非常关注。他常常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中共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查良镛也时常翻阅。他对《新华日报》上每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格外欣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的笔名。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给查良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那些精妙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而且，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他还与乔冠华在香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一年级结束时，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好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全校师生都向他投去钦羡的目光。对程教育长的褒奖，查良镛是喜在心头也暗自发奋。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创办的知名学府，常有所谓党国要人、御用学者到校讲演。有一次，陶希圣来学校讲演时，竟大言不惭地宣扬“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全大局”的议和思想。陶希圣在武汉失守后，感到国家前途渺茫，遂与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途经昆明潜逃至越南河内。次年8月，在南京就任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同年，在上海参与丧权辱国的“汪日密约”谈判，后感到事态严重，于1940年反水，与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逃往香港，向报界披露“汪日密约”内容，这就是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1942年初，陶希圣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迷途知返”的陶希圣，受到蒋介石重用，蒋授予他侍从室五组少将组长的官衔，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他为蒋介石捉刀代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二书。这样一个御用文人，自然要粉饰历史上的奸臣逆贼，宣传国民党政府中时时冒出来的“向日本求和之想”。

　　然而，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民众，对侵略者无不同仇敌忾，切齿痛恨，知识青年更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深怀不满的查良镛们，听了陶希圣的荒谬言论气愤至极，他们想起了岳飞墓前的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用它来回敬陶希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副名联出自清朝一徐姓女子手笔，爱憎分明，讴歌了民族英雄，痛斥了汉奸卖国贼。在陶希圣第二次演讲前，查良镛等便事先将这副对联写在黑板上，陶希圣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深知众怒难犯，便不敢再提这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