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做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