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不清楚。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