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往昔人们孤立地读鲁迅这句话，多少有突兀之感。现在，若把鲁迅不仅因“左联”解散问题“得罪”了中共党内的周扬等领导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莫斯科邀请的盛情“得罪”了苏俄联系起来看，就并非空穴来风，而可坐实了。更何况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说过，“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呢？

　　无独有偶，彼时的苏俄，法国的罗曼?罗兰去了，纪德也去了。前者留下了一本《莫斯科日记》，后者留下了一本《访苏归来》，却拂逆了主人的初衷，揭开了苏俄真面目的冰山一角。鲁迅没去，幸好坚决没去，当然什么苏俄见闻与游记之类也没有留下。所以，鲁迅写了不少诸如《我们不再受骗了》之类的文字，就都流于由于资讯封闭受骗于苏俄的虚假宣传，且并非亲历亲闻而无实感的泛泛之谈。当然，人们也不必去认真对待它了。

　　但是，大作家郭沫若去了，大作家茅盾也去了，各留下一本在50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游记之类，把苏俄大大吹捧了一通。套用曹雪芹的话说，一面将“甄士隐”去，一面搞“贾雨村”言，或许因为患了“左倾色盲症”也未可知。书名记不清楚，也不真切了——那就算了吧，恐怕后来连作者自己都不再提起，也羞于言及了。

　　（作者系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