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应是鲁拒绝赴苏的要害所在，实属极敏感的如何对待苏俄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大问题。虽然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但反对的是当权的苏联领导人，若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鲁迅在30年代已质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这样的披露，对维护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也不利。

　　如此说来，遮蔽得有道理；至于史料的真实不真实，倒是等而次之的事了。

　　但因为这样的遮蔽，人们便无法读懂胡愈之这句话：“我知道鲁迅是坚决不去苏联的。”读者也不明白：“当时党内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暗中在攻击鲁迅”，事情发生在国内，这样的理由与国外的邀请并不相干，鲁迅如此的“坚决”，不是“坚决”得似乎没有道理吗？

　　这段佚文，现在由朱正先生从严家炎先生的著作中打捞出来了，否则，鲁迅这“不白之冤”蒙了30多年还要继续“蒙”下去。

　　鲁迅说过:“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之所以与青年战友们一再冲突，甚至对苏俄的大清洗表示质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情结和对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不杀人”，“不乱杀人”。虽然鲁迅只是在书斋里谈论这段未曾经历而仅从纸面了解的革命，多少显得有些天真与书生气，正如他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所言:“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与警觉的确超乎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