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非常偶然。王纕蕙在台湾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叫税道耕，大专毕业以后当上了出租车司机。

　　有一次，税道耕遇见一个客人，要去国民党总部。无意中谈到国父。那人奇怪了说：“你只是个司机，怎么会对孙家的事情这么了解？”税道耕思量再三，就和盘托出：“我就是孙家的后人啊。”

　　那人也颇为好奇，自我介绍是孙科的秘书。他关照道耕把情况写明邮寄给党部。1966年，这份报告被递了上去。最终，交由梁寒操处理。

　　梁寒操问孙科是否有一个外甥女？孙科说：“有。但因为一向没有往来，怕有人冒充。”此后，孙科派大儿子孙治平的夫人张眉，特意到香港去调查后告诉孙婉：“有个女儿在找你。”

　　孙婉感慨万千，非常希望能跟女儿见上一面。于是，母女两人开始通信。大概4年之后，约好1969年夏天在香港见面。

　　孙婉当时住在澳门，为了与女儿见面，特地在香港租了房子住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则负责来车站接王纕蕙。

　　因为互不相识，她们约好王纕蕙身穿紫罗兰旗袍，手拿一本杂志；戴成功则穿一身鹅黄色旗袍。50年后，王纕蕙终于和母亲相见了，两人抱头痛哭。

　　此后，王纕蕙和母亲同吃同住了三个月。“那可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后来这样告诉弟弟。

　　此时，孙婉还想和儿子王弘之见一面。但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王弘之只好把姐姐的信交上去，请示能否去香港？结果一直没有回音。

　　过了一阵，组织上来找他说：“王弘之，你舅舅在台湾担任‘立法院长’，现在要你去做统战工作。”

　　王弘之回答：“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一直限制我的海外关系来往，我把信交给你们，问能不能回信，都没有消息。现在却要我做统战工作了，未免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