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母子天各一方

　　解放以后，王弘之留在上海。此时，姐姐王纕蕙已经远走台湾。分离之际，王弘之把父亲的照片塞给了她。“你可以拿着它，找找我们的生母？”他始终相信母亲还在人间。

　　事实上，王弘之的身世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上海的章士钊也听说王伯秋和孙婉有一个儿子留在上海，还在四处寻找他。

　　王弘之后来在上海金融学院担任教师，李云霞则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图书馆馆员。

　　在当时的年代，王弘之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写成材料，向组织上作了交待。

　　“因为这层关系，我和王弘之不知受了多少苦？”李云霞爽朗地自嘲起来：“我嫁进孙家，就是跟着倒霉。”

　　“文革期间，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出门的时候，都要相互叮嘱。我叮嘱他要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晚上一定要平安回家。他则叮嘱我，你要活着回来。”

　　“每天，我都会被红卫兵带到单位四楼的窗边。”李云霞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喊，你怎么还不跳楼啊？”

　　“那时候你头脑一定要清醒。”李云霞回忆这痛苦的十年：“你必须得坚信一个事实——这样疯子一样的行为，不可能长久。”

　　“到了晚上，我还要做王弘之的工作。我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内向，而且他受得罪要比我多。”

　　当时，李云霞还能工作，“其实，也就是劳动改造。”而王弘之已经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但他每天还是要去学校报到。造反派在门口挖了一个狗洞。“人要从狗洞里钻进去，但身体却要求笔直。因为你脖子上还挂一个牌子——打倒反动派。”

　　有一次，王弘之人过去了，牌子太大过不去。“他们就来来回回折腾他。”就在最艰难的时刻，王弘之收到了王纕蕙的一封来信，说“找到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