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和孙中山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华党”

　　“一开始，我和外人没有两样，对自己的祖父知之甚少。”黄建舲记得，“也就是每年10月31日祖父忌日，父亲会让我们把菊花摆出来，供在祖父的画像前面，让我们姐弟鞠躬。”

　　“我们读书的年代，书中对于黄兴的描述几乎是一笔带过。”事实上，沉默的父亲对于年少的黄建舲来说，本身就像一个谜。对于家族的事情，他从来就不多言一句。

　　黄兴在黄建舲儿时的记忆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师范毕业时，黄建舲“开始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那时，全国都在搞大跃进，“我的母校本来是一个中专，但当年马上就要变成大专。学生们被分成了两类，一半出去工作，一半则留校继续读大学。”

　　黄建舲被分出去参加了工作。“当时，我多么想读大学啊。我从小品学兼优，考师范同时收到了三份通知书。为什么就非不让我留校呢？”虽然只有19岁，她心里隐约清楚是“因为家庭背景”。

　　1958年，父亲黄一中被打成了右派。对于苏州老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父亲请求上海的单位保密，因为怕我母亲受不了。”

　　黄建舲的母亲曾经因为政治运动受过刺激。“建国后搞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我母亲好强，受不了。在上海住院很长时间，后来好了，但还是不能受刺激”。

　　当时黄一中一个人在上海民政局工作，黄建舲的母亲带着六个孩子住在苏州。打成右派后，黄一中的工资被连降两级，家中生活困难，统战部每月补贴了32元。“那时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有一天，父亲谈起信仰，忽然和她讲起了祖父黄兴。“他和孙中山一样，都信奉三民主义”。

　　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和女儿谈起祖父，黄建舲记得黄一中说：“祖父在日本和孙中山可以说是一拍即和，第一次见面就很投缘。”

　　“孙中山对国外的情况很熟悉，去过日本、美国，黄兴觉得很感动。他认为孙中山见过世面，

　　对于外面的世界很了解。从那时起，无论做什么，他都把自己排在孙中山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