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兴萧索，晚年信佛

　　孙武家族非常简单，如今大部分成员居住在上海。孙季平和孙叔良都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审计处工作，后来分别到上棉九厂、国营一纺机上班。“当初上海解放后，大学生很少。陈毅号召改造再用，他们就一起去了华东纺织局学习。”

　　“我的三个姑姑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二姑孙筥平才是个虔诚的佛家徒，是坐化而去的。”孙吉森说。孙武的几个女儿，尤以孙筥芹出众，她和傅作义长女傅冬菊交好。解放后，担任文史馆馆员，整理出了父亲的书作《武昌起义真相》。“孙家的人，后来都远离政治。”孙吉森说。

　　文革十年，祖父孙武自然是一个禁忌话题。

　　但不提起，并不代表忘记。孙筥芹记录父亲口述的文稿，都放在孙吉森处。他的电脑里，也完好保存着孙武50多篇政论影印件。

　　孙吉森对于这些政论，烂熟于心。“我的祖父虽是军人，但一直喜欢工业强国。现在人们都在说龙象之争，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但孙武早在1932年，就写出了一篇《印度和中国的差异比较》。”

　　能有此灼见，是因为1912年孙武就辞去了军务部部长一职，离开了政坛。他发布的宣告是养病。但这次的心结，远不止于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

　　宁汉政府失和，引起原同盟会成员颇多不满，孙武革命党老战友黄申芗率先发难。1912年2月27日夜，黄纠集了群英会、文学社等数千人起事，向孙武家奔袭。黄申芗甚至明言“只取孙武一人性命”。

　　孙武虽然前往汉口，幸免于难，但家中被洗劫一空。后来他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人事”，终日呆在武汉寓中不出。黎元洪则乘机出来冒充好人，用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兵变，并借此大换血，完全掌控了湖北军政府。历史如此诡异，最初被革命党人逼着造反的黎元洪，反倒“修成正果”。

　　自此，孙武意兴萧索，几近隐居。

　　不过信佛之后，孙武并非放弃反抗。1935年，殷汝耕在通州拚凑“防共自治政府”，企图拉孙武下水，但遭到坚决反对。“祖父与吴佩孚关系至深，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他们彼此互相勉励，均以不附日寇为志，故日寇当时在北京对祖父和吴佩孚的威逼利诱，他们两人均不为动”。

　　“日本人恼羞成怒将祖父软禁家中，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盛年英勇过人的孙武将军，晚年皈依佛教。1939年孙武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去世，年近60岁，当时寺庙外就是威逼他就范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