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绪早期思想的精神源头。他提出“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光绪十一年，十五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在光绪早年写成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辛劳的——

　　当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不由自主联想到“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

　　当他在幽窗翠竹、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时，遥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

　　当他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围坐红炉时，更是想到宫廷的豪奢与民间的疾苦，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一个专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时刻，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难能可贵。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