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