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符实之罪

　　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指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溢。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为办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的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

　　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