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国维来说，罗振玉不仅是亲家，还是最为亲近并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1898年，22岁的王国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并器重之，免其各费，使其专力治学。之后，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3]以此类推，王国维对清宫以及逊帝溥仪的浓厚得化不开的死结，也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可惜的是，王国维潜心学问，不善于管理家事，长子王潜明一死，家庭矛盾迅速扩散。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罗、王之间多年的挚友关系从此破裂了。

　　王国维系耿介之人，他还想尽力挽回与罗振玉的感情。1926年10月24日，他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4]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