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时，围绕“彭宇案后遗症”，老人摔倒搀不搀竟成了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回观这一讨论，从人们的焦灼可以看出，“想搀而不敢搀”的纠结，已经超出了单个人用道德所能调节的范围。原来，主要靠自律赖以实现的道德，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背后必然有政治、经济、法律、国民教育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道德教化固然必不可少，但道德的问题却绝非以道德的手段能够单独解决——在这样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中，任何一个关联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整体崩溃；而其中，公权力的作用对于整体治理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尤为重要。

　　那么，公权力如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从某一角度而言，必须从公权力自身的规范入手，必须从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执行着力，必须以制度来解除人人“自保”之忧，必须用制度来建立道德所不能解决的利益损益平衡。如此，方可使“他律”与“自律”共同发挥作用，为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氛围。

　　且回到“以邻为壑”的本源举例。流贯省境的岷江、沱江之所以形成污染，根本原因还在对自利损人的行为约束太软。这种积恶行为的叠加，就可以使下游水质一段比一段劣化；近年治理虽见成效，但办法尚不彻底。近见报道，今年9月起，已在这两条江河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制度，出境入境水质严格比对，扣缴款项用于奖优和补偿下游治污。这一例子，便可见出公权力在制度上的作用。对“以邻为壑”实行刚性制约，对于地方主事者，除了道德层面外，还将产生系列“倒逼”：财政压力、舆论压力、治理能力、发展理念、政界口碑……随之，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层级管理的优化等等就会增加动力；而官声和民风的相互作用，也将大大提升社会的环保意识，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