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不到，周阿姨呼呼呼喝了几口热粥，就匆匆出门了。这天，她要陪一个患儿的爷爷在医院附近再找一处出租房。他们租借的房子到期了。

　　周阿姨是上海“助医”圈子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志愿者。2008年退休后，她专门负责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附近租房，因为被接来沪的患儿主要在儿中心和与它一墙之隔的仁济医院救治。同时，她还负责孩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照顾。而比她年轻的“爱心妈妈”们，负责筹款、联系治疗。

　　不少患儿家人很感激这位热心的阿姨，还常说：“回老家后，也要帮村里人出来看病。”对此，周阿姨总是小心回避，不作回应。尽管热心助医，但她清楚，付出一腔爱心，收获的未必是“好报”。

　　“贩卖爱心”？“发号施令”？

　　除了曾经被骂“是三级医院的医托”，助医志愿者受到的最严重的攻击是：“贩卖爱心”。

　　今年7月，网友贴出的一则消息让人揪心：上海一家医院外，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男婴露宿街头，而他的父母拒绝爱心人士、基金会的捐款，宁愿抱着孩子在马路上“等死”。为此，有爱心人士甚至报了警，要求家长送孩子入院治疗，结果这对夫妻抱着患儿“四进四出”医院，甚至一度从医院“逃走”。

　　记者从医务人员那里了解到，男婴父母拒绝治疗的考虑是：治疗需要孩子爸爸捐肝，而假如捐了肝，孩子却没治好，不仅会失掉孩子，爸爸也丧失了劳动力，无法养家，一家人今后无以为生。

　　但眼看孩子腹胀如鼓，“爱心妈妈”们依然劝说他们：“如果家长愿意给孩子治疗，我们可以帮忙筹款；如果家长想回家，我们提供路费；哪怕决定放弃治疗，我们也能联系临终关怀机构。”一位“爱心妈妈”告诉记者，家长在“治与不治”间反复，延误了治疗时间，令她们沮丧。

　　更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此事经由网络传播，她们自己也逐渐陷入尴尬――“凭什么用爱心的名义，干涉别人的权利？”“凭什么用钱贩卖爱心，对受助者发号施令？”一些网友的指责与质疑，如一盆盆冷水浇在助医者头上。

　　事实上，她们内部对此也有过争执。“助医志愿者往往是些感性的人，容易动感情，也容易认定了一个理，固执己见。”一位多年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和相对简单、社会认同程度较高的民间助学不同，民间助医复杂得多，比如需要考虑伦理界线，上述案例就是一道难解的伦理考题。

　　监护人的意愿，是救助前提

　　为了对孩子负责，对捐款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如今，助医圈子形成了一条救助原则：家长必须积极配合，有非常明确的救助意愿。因此她们每次救助，都要求家长必须自筹部分经费，哪怕为此要卖房、卖家当。

　　“我们并不想把家长逼入绝境，而是希望家长表明破釜沉舟的救子决心，这样他们才不至于犹豫反复，我们付出了一腔热情，不至于陷入尴尬。”“咔咔妈”说。

　　因为家长改变想法，孩子无法顺利治疗的事情发生过，部分受挫的“爱心妈妈”退出了贫困儿童医疗救助行动，转而只关注孤儿的医疗救助。

　　她们小心保护着捐款人和助医志愿者群体的热情。“我们要救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病人。比如暂时不救助白血病患儿，因为一次得筹款几十万，却很可能救不回来，群体里会弥漫着低落的情绪。”周阿姨告诉记者。

　　这可以解释这群民间助医人士选择救助对象的三个条件：有手术等救治把握的、康复情况预计比较好的、家长积极配合的。“爱心妈妈”们希望把救助行动尽可能变得“简单”。

　　不过，社会现实总比人们料想的复杂。一位助医志愿者称，眼下最大的问题还是争议不断的捐款有效使用和监管。即便有基金会为患儿专设捐款账号，仍有大量社会捐助直接打入家长的私人账户，家长是否“专款专用”乃至“归还剩余钱款”，得凭个人道德水准。“一旦有些家长感觉‘孩子的病可以用来挣钱’，那就太可怕了。”(记者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