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奇怪，一部现代世界史竟然从欧洲中世纪说起，因为欧洲不等于世界，中世纪又并非现代。然而，今日所说的现代的大多数事物，首先出现于欧洲；而要了解现代的和比之宽广的现代世界，也必须回溯到相当久远的年月”——这是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丛书第一册《欧洲崛起：现代世界的入口》第一章的一段话，它深刻地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众多贤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奔向西方的怀抱的原因，从而开启了反思中学的历史浪潮，因为“今日所说的现代的大多数事物，首先出现于欧洲”，就决定了近现代以来，欧洲已经接过了世界的最先进科学、文化、文明的旗帜。

　　在1866年，一个名叫张德彝的清朝外交官，当时年仅19岁，对于诸种新鲜事物充满无限好奇。当时欧美的很多事物还没有通行的中文译名，张德彝便用自己的想象力，去了各种现在看起来相当有趣的物品名称：“铁裁缝”、“印度擦物宝”、“自行屋”、“炫奇会”，这些物品其实就是我们日常中再熟悉不过的缝纫机、橡皮擦、电梯还有世博会。在《欧美环游记》中，他如此记述他眼中的英国世博会：“乘火车游水晶宫……一片晶莹，精彩炫目，高华名贵，璀璨客观”、“往水晶宫看烟火……灯火烛天，以千万计。奇货堆积如云，游客往来如蚁，别开光明之界，恍游锦绣之城，洵大观也。”而在这一届水晶宫的世博会上，也是中国的第一世博会之旅。

　　而与此同时，欧洲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地结束了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的唯美想象。于是，仿佛一瞬间，河西河东开始变化了，从此中国数代人就开始有了向西方看齐的历史探寻了。但是，与这个年轻的清朝外交官一样，从一开始，很多的中国人也只是看到了西方这些新奇的物质与科技成果，却没有探查到这种成果背后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进行的只是管中窥豹，学习也往往是依葫芦画瓢而已。

　　“西方”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又模糊，当代法国著名学者、巴黎高等商学院——欧洲管理学院的教授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中尝试以历史为依据阐述自己的论点，即西方和西方文明是法治、民主、自由、科学和私有制等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尼摩认为西方文化不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产物，而是由五个关键时刻或称“五大奇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构筑完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这五大奇迹分别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及末世论，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最后则是发生于西方国家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

　　尼摩以实证和解析的方式描绘了这五个演变性“跃进”后，指出西方文明是上述借用的混合体，虽然它是一段独特历史的结果，却具有一些真正普遍性的特征。把西方的现代民主和中世纪的政治神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或许是作者最大胆的观点。他反对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多数特征归结于文艺复兴或者激进的启蒙运动的常识，而是认为中世纪的变化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跳开那些大体上相近的史料细节，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本书主要揭示了几个影响深远的方面：宗教束缚的挣脱，世俗化生活的可能性与开始；城市与商业的兴起；资产阶级的壮大；政治力量的博弈传统；各国间的交融（包括战争与联姻）；大学的出现，智力生活开始制度化；“人”的出现，人文主义，为随后的启蒙奠基了基础。而正是这些方面孕育了了现代世界的萌芽，而这些，现在重来审视一番，我们依然能够受益甚多。（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