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归去

　　梁启超赴美州考察游历后公开宣布不再谈革命，而在与《民报》的笔战中失利，使《新民丛报》黯然停刊。

　　尽管从顺应时代和革命之需要来看，那时的梁启超显得踌躇不前、缩手缩脚，对于西方新闻学中反封建的民主内涵、对于资产阶级上升期时革命性和战斗性认识不够。但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诸如满汉等民族问题、土地国有还是均分、革命是否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从而使本就内忧外患的中国陷入更深的泥潭等等问题上面，我们不能对梁启超等人当时之抉择做出全盘的否定！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因为认识的多样性，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辩证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一致的、为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水深火热的困境之心都是火热鲜红的！

　　梁启超执政论报纸之牛耳，于国人自办报纸中之领军地位，在办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系统的方法理论，积累的方方面面之经验，都客观真实的说明了他所取得的至少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他的许多思想对现在还有启发意义，对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及其后政党报纸泛滥的时代，梁启超仍可有一席之地。1912年12月创刊于天津的《庸言》，由梁启超担任主编。这份政治理论性半月刊影响甚巨，足见当时他在舆论界地位之尊。

　　随着辛亥革命爆发、“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制造针对报界和报人的恐怖血腥事件并采取利诱收买手段，掩盖、粉饰，歌颂其复辟称帝的野心。一时间人心惶惶，舆论界哑然。梁启超却在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达了反抗精神，文章刊登后被各报刊争相转载，使许多原来趋于保守的报纸改变态度转而反袁。之后，面对袁世凯派人送上的20万元重金，梁启超断然拒绝。这充分表现出一个人的胸怀坦荡、正直无私、情操高尚，气节凛然……这一切是那样的纯粹。

　　客观而论，梁启超的思想和新闻活动，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当时及其后许风流人物。除前文提到的孙中山先生，再如我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年青时也是受到梁启超变法维新思想之影响，放弃仕途，转而研习西学。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青年毛泽东和同学们通过高声朗诵梁启超的不朽名篇《少年中国说》来振奋自我、团结一心、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感人一幕，真实还原了历史……

　　金无足赤，人呢？事呢？记得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新青年》在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存在些形式主义的缺点，他们（当时那批领导者）对于现状、历史、外国事务缺少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精神，坏就绝对坏，好就绝对好……再者从今日看来，梁启超当年指出的，国民素质低下，缺乏进取、冒险、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的现实，仍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这些事实让我们在看待人与事时更加客观。

　　梁启超的伟大在于发自内心，以改变国家、民族之命运而努力求索。其可贵在于众人都无法确定、茫然不知究竟哪条道路才能最终改变、拯救中华之时仍长久坚持，屡遭打击而热情不减……

　　也许变革之根本实现，终究靠政权之交替。但我想当报纸从开启民智、宣传新知，呼唤变革为主旨到党派间争相表述、争取自身支持和利益的有力工具时，其学术的功能和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也许是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玩笑吧，梁启超这位“老报人”在当时是否也有这般的困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