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制的历史意义

　　日本的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全面完成为止，用了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前20年，主要是引进、消化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巩固新生政权的阶段，也是从资本、人才、技术等方面为以后经济发展培养力量的阶段；后20多年则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以1872年《学制令》颁布为起始的近代学制，经过1879年的《教育令》、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以及1886年的《学校令》、1899年《实业学校令》的修改和调整，其框架已臻完备，其中有小学系统、中学系统、大学系统、实业学校系统等，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近代学校网络。

　　日本近代学校体系从建立到完善，始终是适应近代化的需要，服务于“富国强兵”总目标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新学制实行仅35年，就基本普及了初等国民义务教育，谱写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奇迹。二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从1878年到1900年共培养出352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三是实业技术教育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明治政府办教育，从开始就较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产业革命刺激了实业技术教育的发达，而庞大的实业学校网络，又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熟练的技术工人。产业革命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实业技术教育的普及也是原因之一。

　　总之，教育发达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学校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这种经济与教育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从教育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落后国家要完成其“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技术成果和经济发展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不是与经济“并行”，也不是“随后”，而必须是“先行”。对经济发展而言，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对“超前”，正是经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重大区别，也是落后国家实现“追赶型”战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为实现经济上的“追赶”，首先完成教育上的“追赶”。日本在20世纪初能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与其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其二，教育投资是有效的生产性投资。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开发人的能力资源，教育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在日本，国家投资的教育费总额，1885年时就占国民收入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时，占国民收入总额的2.05%，占国家行政费的9.8%。这说明日本政府办教育是舍得投资的。而这种投资的效果，已被日后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1962年日本政府在回顾总结近一个世纪来的成功经验时，曾自豪地宣布，“明治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尤其是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为世界所瞩目。而导致这种发展和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普及和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