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实证明，圆明园遭到焚毁后，一直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立即投降，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满足了列强所提的各项侵略要求。从当时情况来看，促使清朝统治者态度转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圆明园被焚毁。这可以从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前后，清政府摇摆不定的对敌政策得到证明。

　　1860年9月初，当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咸丰帝仍然企图把联军阻挡在北京城外，因此，清政府组织了张家湾战役、八里桥之战，但遭到惨败。在英法联军逼近京城的情况下，咸丰仍然拒绝投降，选择出逃热河。八里桥之战后半个月内，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北京，希望通过军事加外交的双重手段迫使清政府屈服。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仍然摇摆于和战之间，一面派人求和，一面“召南军曾国藩等入援”（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309页），企图作有限的抵抗。10月15日，即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前三天，咸丰帝还授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总统各省赴援诸兵，整军备剿”（《丛刊》五，181页）。

　　然而1860年10月18日，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马上丧失了抗敌的勇气和信心，立即屈辱投降。10月19日，即圆明园被焚毁的第二天，咸丰帝发布上谕，命令奕等人“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画押换约”（《丛刊》五，194页）。奕当晚便承认英法等国一切要求，并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英法两国公使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签订了《北京条约》。至此，英法两国不仅全部实现甚至还大大超出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意图。清朝统治者之所以由先前的“相机剿办”突然全盘接受侵略者提出的条件，屈辱投降，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圆明园被焚毁，彻底击垮了其抵抗意志。这一点奕在后来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英法联军“自入城以后，我之藩篱既失，彼之气焰方张，一经驳辩，难保不借生事端；若稍涉迂拘请旨遵行，既恐夷人不能久待，另生枝节。”（《丛刊》五，199页）著名史学家向达也分析说，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王道成《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下卷，423页）。

　　综上所述，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真实目的在于彻底击溃清朝统治集团的反抗意志，迫使清政府尽快投降，并“使清政府更为驯服”（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页），扩大在华权益。对此，英法联军侵华头子额尔金、葛罗事后都直言不讳。额尔金在中英互换和约第二天的上英国政府书中说，“予今直陈，以吾人离别中国后，所遗留之印象，与借以束缚中国当局之正式条约，相较而论，予犹偏重前者也。故必思得报复责罚之举，赫然严厉，足达吾人所愿望之效果……”（《丛刊》二，457页）葛罗也说，焚毁圆明园“则和约易成，免滋纷扰，实予之所窃望也”（舒牧《圆明园资料集》，144页）。侵略者的居心和残暴从中暴露无遗。（吴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