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当时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房间里充满煤气和洋葱的气味，夜里听着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而悲哀的钟声，想到在上海的生活，想到那里苦斗的朋友们，想到过去的爱与恨、悲与乐、理想与现实，心如刀绞般的痛楚。为了安慰自己这颗孤寂而年轻的心，就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不到半年的时间写出了小说《灭亡》。当胡愈之得知巴金写了小说《灭亡》后，十分高兴，他热心地介绍巴金与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经理周索非建立了联系。巴金将《灭亡》寄给周索非，并且第一次使用了“巴金”作为笔名。他原想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印行，没想到周索非将小说稿送给了当时正主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得悉小说的稿子到了好友叶圣陶那里，胡愈之又写信给叶圣陶，向他介绍推荐巴金。叶圣陶本来对《灭亡》就十分欣赏，读了胡愈之的信更为重视，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历史悠久、行销广泛、影响巨大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从1929年1月至4月《灭亡》分四期连载。《灭亡》的发表使巴金名声大振，从此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8年12月初，巴金结束了他在法国一年零十一个月的留学生活，返回祖国。两年后一个仲夏的早晨，在烟雨蒙蒙的黄浦江畔，巴金与刚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归来的胡愈之第二次相逢。清脆的雨点和浦江的涛声，伴着他们重逢后喜悦的心声。巴金静静地聆听着胡愈之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种种新鲜事儿，以及他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难忘的日子。巴金激情澎湃，热泪盈眶。从此，巴金追随胡愈之，为上海世界语活动的发展而积极奔走。他在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并负责编辑学会会刊《绿光》，用世界语播撒革命火种。

　　胡愈之像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对巴金关怀备至，使巴金的世界语翻译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他先后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三个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人的喷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小说《丹东之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从1930年至1933年，短短三载光阴，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进步文学作品近30万字。

　　1932年前后，是巴金创作的丰产期，作品迭出。又因为持有不同的艺术观念，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所以受到某些激进文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攻击，污蔑他的写作是为了“贪图巨额稿费”，甚至把他列为“第三种人”。巴金愤而搁笔。

　　1933年新年，胡愈之利用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其用意是要打破蒋介石对进步文化的封锁和围剿，正如鲁迅所说，“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这一举动，得到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的响应，茅盾、郑振铎、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邹韬奋等纷纷寄来稿件。虽然巴金正处在流言和攻击的激愤中，已经搁笔3个月，但一见好友胡愈之策划的征稿，他毫不犹豫地给予热情支持，是最早撰稿者之一。在“新年的梦想”里，巴金坦荡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接着巴金又在《我的梦》一文中，驳斥了种种谣言，他写道，那些诬蔑或误解他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为了友情，在承受误解和攻击的压力下，没有稿费，巴金也写文章；而同样为了友情，胡愈之为巴金及时提供了剖明心迹的机会和条件。“新年的梦想”这件事，是胡愈之和巴金在文学上彼此真诚帮助、互相支持的又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