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教学管理风格

　　毛泽东用“世界是我们的”鼓励大家亲近社会，将世界作为个人成长的舞台，树立远大的理想，具备宽广的视野。“世界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关心世界。一旦关心世界，就发现世界超出学校的围墙而属于天下人。于是，“做事要大家来”就意味着要团结所有的人，而团结人就先要了解人，这需要个人具有大心量和大智慧。古人说：“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毛泽东的教育工作起于“大志”，但在入手处，十分强调从此时、此地的身边事做起，从基层做起。

　　毛泽东的教学风格渊源有自，出于他个人的学习风格。毛泽东特别热爱学习，即使在担任主事期间也时常反省自己的学习，在任主事两个月后，他曾在信中向萧三谈道：“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毛泽东年谱》上卷，73页。）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在任教小学三年前的暑假，毛泽东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友萧子升以“乞丐”身份做了一次长途游历。这是一次既艰苦又有趣的经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长沙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他们行走于社会底层，路上遇到过老翰林、老同学、普通农户、商人、政府官员、寺院方丈，在交谈的过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有了直接的认识，收获了非常难得的经验。出身基层的毛泽东对基层自然有感情，如果本此而去接触基层还是个“愿不愿”的问题的话，那么，智慧则表现在“能不能”的问题上。“愿不愿”还是针对自己而言，而“能不能”则要真心诚意地以更大的视界敏锐地察觉别人的所想所愿。“愿”与“能”相倚而成，或者说，“仁”与“智”合二为一。毛泽东就是通过接触和了解民间基层而逐渐成就政治家气象的。如果说毛泽东在课堂上对时务的重视、在课堂外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尚属“事”的一面，他也同时用与“事”相应的“人”的品格感染和影响大家。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功与他重视基层的特点分不开，这里面是一种现实的考量，但能够接受和顺应这一现实，则与毛泽东个人的心胸和性情极有关系。

　　在毛泽东的教学和管理中，他打通学校内外，透露出极其乐于而且善于做联通上下的工作，让大家体会到“世界是我们的”，从而进入“做事要大家来”的氛围中。从毛泽东的大教育观的视野中完全可以看到他此后事业的端倪。20世纪，人们的知识、观念发生着变化，而在只能以“打”的方式实现天下公道的情况下，“力”“势”都要表达在“理”的范围内，所以，重新收整人心是打天下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将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完成一名准教师的任务，他面对的是对民、军、政全方位的社会动员任务，他对军事提出政治要求，加强士兵文化教育，就包含着一种让“力”走上“理”的轨道的意思。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会读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谦虚同时也是自信的话，我们会看到他在1929年为红军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包括“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他细致地写明：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104～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我们还会看到他在1939年这样鼓励边区的小学教员：“你们是新人，都有新气象，正像抗大、陕公的同学一样。这种气象是民族的新生，是革命的生动力量，这是非常宝贵的。只要你们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你们中间一定可以出尖子，出道理懂得多的人。你们是不是将永远做小学教员呢？那也不是。你们办学校，可以研究教育方法，可以创造道理，创造新的教育法，变成一个教育专家。” （《毛泽东论教育》，81～8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细细品读，我们会在毛泽东对干部、对战士、对教师、对民众的各种讲话中找到那位附小主事、夜校老师的形象；当毛泽东对“新人”充满期待，乐于接受“导师”这一称谓的时候，我们会将此联系到毛泽东成长于其中的那种求改进、求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到这些，我们会不会对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教育事业”有更多的理解呢？我们不正是看到了那个自认“最适合于教书”的青年毛泽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