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讲故事方面的才能之高超,早已为人所注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在顾盼社会历史,体味人间冷暖。比如,《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反映的主题都是沉重而深刻的。我认为,这一方面也理所应当是“莫言作品”的重要素质。

　　莫言:讲故事和关心现实丝毫也不矛盾。但让小说高于故事层面,是一部好的小说的追求。而小说家“关心现实”,并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自觉。我反对那种摆出一副“关心现实”的架子借以唬人的行为。另外,“关心现实”,也不是比大胆。

　　关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我想这是我几十年来创作一以贯之的风格或特点。《天堂蒜薹之歌》就是源于农民烧了县政府这个现实事情；《酒国》即便富有荒诞的色彩,但仍旧是关注现实的；《生死疲劳》是对土地的关注,八十年代改革使土地问题遇到了瓶颈,只有当农民热爱土地农业才能得以发展,这是我多年农村生活得出的结论。

　　但是,现实促使作家拿起笔来而写作的结果,则是远远大于这个素材的,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灵感,否则它就类似于一篇新闻报道。比如,《生死疲劳》我不敢说我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但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作品表现作家的思想但又超过作家的思想,这是一种理想的创作状态。

　　记者:至于《蛙》的主题,引发了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乃至争论,作为作者,您把《蛙》的主题关注点究竟放在什么地方?

　　莫言:我是希望读者不仅看到计划生育,也能看到人性、灵魂深处的东西。如果读者能感受到就说明我的小说成功了,否则就没有成功。

　　作家要写的东西,应该是与作家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即便是一个外来的故事素材,但真正写作时,所调动的也是作家的生命经验。《蛙》似乎是触及了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题材,为什么敏感?因为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多有批评。但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我是从人物出发,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姑姑在那里,是她将我接生到人间,是她将我的女儿接生到人间,是她将我们高密东北乡的数千个婴儿接生到人间。她与我的生命与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写姑姑,是一种责任。至于计划生育,那是人物生存的背景。

　　最近,我女儿在高密生孩子,是我姑姑在县医院产科当主任的女儿将我的外孙女接生到人间。在迎接一个新生命、呵护一个小生命的过程中,我非常感动。我想,如果现在让我再写一遍《蛙》,可能会写得更好一些。

　　记者:提起莫言,就不得不提高密东北乡,《蛙》也是如此。作为创作源头和题材寄托地,高密东北乡还是那个高密东北乡吗?

　　莫言:高密东北乡,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现在更是一个文学概念了。我的许多小说,包括《蛙》,故事原型、人物原型,都是从这里获得,但有许多的人物和情节,都是从外部借来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现在富裕而开放,文学中的高密东北乡也在随着时代和我自身的变化而日渐丰富。

　　记者: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直到这次《蛙》出现,您的作品每次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展现出了宽广的创作领域。其间的创作,一以贯之的是什么?推动不断出新的原动力又在哪里?同时读者也关心,莫言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莫言的创作航程,彼岸在哪里?

　　莫言:第一,作家应该有职业性的敏感,对生活中的事件和人物,对社会生活中涌动着的新的思想的潮流,都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

　　另外,作家具有逆向思维的能力,当一件事成为时髦时,你必须从反面来思考。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当某种题材、某种写法大行其道时,你必须及时逃离。打仗要靠集团力量,但写作必须孤军作战。要到没有路的地方去走。

　　我的下一部作品,正在构思中。难度很大,但也正因为难度大,才感到有意思。（记者兰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