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籍著名作家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长篇力作《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后,莫言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莫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力作《蛙》荣获茅盾文学奖,祝贺您!

　　莫言:谢谢!也通过《大众日报》向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问好!

　　记者:《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为了它,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用力很深。仅这一点,就与您以往写作的汪洋恣肆、一气呵成大不相同。对您而言,《蛙》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您这样用力?

　　莫言:相对于《生死疲劳》等作品,《蛙》第一是篇幅小,第二是写得慢。但说慢其实也不慢。第一稿十五万字,《生死疲劳》之前已经写出,那是2004年时。写到15万字,遇到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自己失去了信心。我感到自己还没找到最好的结构方式,于是就放下,先写《生死疲劳》。到了2008年,翻看旧稿,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不仅结构有了颠覆性的变化,连语言风格也由华丽而归为素朴。为什么要改华丽为素朴?这大概是题材自己的要求,我只是顺着感觉写。这一稿写完后,让我在山大带过的研究生赵学美录入电脑。然后在电脑里反复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后来将稿子给了《收获》杂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廖西湖和曹元勇,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我综合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记者: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作品是作家的血与泪。既然如此,《蛙》在您心中肯定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莫言:《蛙》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在小说里面,我写到了“忏悔”这个问题。话剧部分借“姑姑”之口说“罪是不可赎的”,犯下了罪就是客观存在的,只能在罪过的基础上做一些好事,要想弥补是不可能的,自杀也不是悔罪的方式,自杀是逃避；犯了罪要经历灵魂的煎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蛙》里,杉谷义人主动为父谢罪,是一种主动承担的态度,这一点是当代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关于忏悔,在蝌蚪身上的表现也是极为充分的。

　　记者:我很感兴趣的是《蛙》里“姑姑”的形象。其实,“姑姑”在您的作品里我也曾相识,比如短篇小说《弃婴》,“姑姑”也是一位妇产科大夫。

　　莫言:《蛙》之所以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也是因为“姑姑”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正如你所说,在《弃婴》、《爆炸》这些我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出现过一个妇产科医生“姑姑”的形象,但都是一鳞半爪的闪现。许多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都曾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露过头角,这是一件很有研究价值的事,从中可以发现人物成长的过程。《蛙》看起来是在写计划生育、妇科医生,但实际上写得是整个社会。“姑姑”的精神历程,实际上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各行各业,都有“姑姑”这样的人物,只不过,在生育这个领域里,触及到的问题更加刻骨铭心。

　　记者:在《蛙》这部书里,“姑姑”的形象尤其引人注意而又难以琢磨:既是生命的守护者,又“沾满了血污”；既道骨仙风,又铁面无情。在您看来,“姑姑”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您认为,郝大手和他的雕塑,算是她的精神归宿吗?

　　莫言:前些天我去日本,参加日文版《蛙》的发行仪式,很多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生活中我的一位做了一辈子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关系。因为2002年春节期间,日本NHK电视台到高密来录制我的节目,邀请了大江健三郎先生做嘉宾。在高密期间,大江先生问我的下部小说写什么,我说很可能会以我姑姑的生活为素材写一部小说。大江先生听我简要地介绍了我姑姑的故事,很感兴趣,希望能见见我姑姑。我带他拜会了我姑姑。我姑姑是很健谈的人,讲起话来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她讲到自己在寒冬腊月里,为赶时间,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去给产妇接生。这个细节给大江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在好几次演讲中都提到过。我对日本的记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姑姑,跟小说中的“姑姑”,具有很大的差别,小说中的“姑姑”的情感经历,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可以说我是将发生在许多妇科医生身上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我是把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人有罪,天知否?我们希望天能知,于是就有了罪感和救赎的愿望。“姑姑”晚年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她自己也未必相信,那些泥塑的孩子,真的会有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