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艺术家批准了吗？

可怜的中国城市，可怜的中国艺术家，“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2000年《新周刊》发表《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痛批城市建设十大症结：强暴旧城、疯狂克隆、胡乱“标志”、攀高比傻、盲目国际化、窒息环境、乱抢风头、永远塞车、“假古董”当道、跟人较劲。此文作为新华社内参送达中央领导。5年之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再次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八大“盲目症”：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艺术家批准了吗？是追问在城市大开发建设中，趣味和审美对城市高度的严重背离。

是的，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中国南北分界线的“脑残式”考古，更印证了城市败笔的总结性陈辞和归纳：“假古董”当道。

城市分一二三线，小区分三六九等。貌似各取所需，各安其位，实则人被粗暴逻辑按入其中，动弹不得。房价高企、强拆、限购——乡村回不去，城市不待见，一代中国人在城市里失去故乡。

不是人们不想审美，而是这需要闲暇、需要心灵的视野、需要慢下来，但——就连我们的语速、步速和开机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

艺术家甚至保卫不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工作室，拆迁保卫战，使艺术家同样沦为弱者！

在北京，有人说“一个没有窗户的三角形房子都能卖出去”，这时，何谈城市美学？大裤衩、小蛮腰等地标性建筑日新月异，这是政府主导的“拳头产品”，此时，艺术家拥有话语权又怎样呢？

结论是：艺术家不能代表民意，有时他们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这是艺术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尴尬距离。他们要么选择合谋，要么选择边缘。

建筑师、艺术家、艺术教员、评论家都到哪里去了？答案是：他们谋生去了。城市只有市长，没有艺术长。即便有艺术长官，那艺术还可信吗？

最糟糕的是，城市徒有其表，徒具其形，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心理危机，无人问津。

环境、交通、污染、食品安全，这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让人感叹生之唯艰，但是，为什么你偏要做城里人？问题是，这里有你的亲人、朋友、同学和人际关系，除了城市，还有哪里可以去？

在中国，很中国。生存之重，艺术之轻，你看着办吧！ (文/胡赳赳)

朱其：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著有《新艺术史和视觉叙事》、《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等，生于1966年

中国的城市审美问题，包括城市规划，总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城市，连个拐弯都没有，市中心一个大广场，类似东京一样的商业步行街，或者仿古城。中国的城市新建设越来越千篇一律，再找不到民国时代那种地方的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整体上因楼群的密集很壮观，但每一栋楼没有建筑艺术。中国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奇迹百年一遇的良机。相对来说，北方的建筑环境更糟糕一些，比如北方多灰、缺水，不适合大量建设玻璃外墙高楼和喷水池。中国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颜色过于艳俗，城市雕塑的艺术水准较低。中国对城市规划、环境颜色以及公共标志物的水准，既没有哲学，也没有风水和文脉。

可怕的是，这一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官员、一部分房地产商，还有一小部分是掌握在包工头。这个后果，艺术家也有责任，在中国很少有艺术家为此大声疾呼。更多的艺术家选择无奈地顺从雇主的要求，觉得一己之力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们选择将项目当做生意。

在发达国家，艺术家在城市建设中是代表民意审美的重要一环，艺术家手中握着投票权和否决权。但在中国，8年前就在讨论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现在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公共审美启蒙没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在大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市雕塑的公共决策方面，应该采取方案征集公示制度，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讨论。这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城市美学也是一项公共决策，少数官员没有权利凭个人好恶决定公共环境的方案。

一个民族的盛世体现为“文治”，艺术的时代作用在传统中早有典范。中国那些美丽古城的人民大都性情温良、知书达理、勤勉守业、与人为善，受过诗书才艺训练的文人官员或儒商群体中很少有骄横邪恶之徒。古人云：依仁游于艺。一切深义尽在于此。 (文/朱其)

顾晓鸣：每个城市都应该“戏现”自己

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导，著有《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等，生于1945年

认为城市拯救人类，把希望寄托于城市，是古老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很农民的观念。现在的认知应该是“城市是人类的不尽人意的无可奈何的转折”，改善城市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只有城市变好了，生活才能变得更好”。

但一部分城市主政者，还停留在小农思想、第三世界思维中，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时尚化。但城市不是绿化，城市也不是盖多高的房子，城市是人住在那里。城市建筑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居住的空间；与其说是居住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交往的空间。

城市建筑也一样，与其说是雕塑，还不如说是互动空间、心灵空间。如果没有艺术家参与城市雕塑的规划，使得它们以不合适的尺度和体量出现在不合适的空间，那它们就是一堆垃圾而已。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聂耳雕像这么大的体量，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聂耳的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陆家嘴把华尔街的铜牛搬过来了，我说，太愚昧，太装孙子。要我说，应该搞牛郎织女的互动景点，保证是全世界最棒的旅游景点。牛是真的牛，耕牛、黄牛，游客可以cosplay牛郎和织女，然后拍照留念。

还有涂鸦。现在中国一些城市搞的，辟出一整个街区往墙体上画东西，那不叫涂鸦。涂鸦是什么？苏东坡喝醉了，在庙里的墙上写诗，那才叫涂鸦。涂鸦的美丽，在于与环境的默契，而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写几个英文字——那叫画马不成反类犬。

城市与艺术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艺术家的一个通病，是把作品作为个人的东西，而没有放进城市的、人文的空间中去。小样很好，但东西做好之后一放到城市里，就难看得要死。艺术单体和城市的艺术是两回事。我觉得，城市与艺术之间，应该有三个“合一”：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艺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城市建筑与地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和谐，像世博会中国馆，上海附近没有山，如果它的背景有山，会不会更好看？人人合一，是指艺术家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你做的东西，市民要能接受。艺人合一，城市建筑应该是自足的，它会表达。

国家大剧院尽管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它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它是圆形透明的，白天几乎看不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城市捣乱。上海的建筑就是不想给城市捣乱，所以大搞特搞玻璃幕墙，但台风一来，坏了，全吹坏了。这就是不懂美术，做的东西没有美感。在城市规划中，艺术家必须参与。毕竟，城市规划是短期的，它留下来的东西是长期的。现在是大家都不用功，艺术家也急就章。有才华的第一流的艺术家忙着搞拍卖行里能赚大钱的东西，没有心思做街头艺术，街头艺术就只是一些小学生、美院学生在搞所谓涂鸦。

未来应该是艺术进入城市规划，带动人们生活的艺术化。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以后的城市里，就应该有诗意的居住、诗意的活动，甚至诗意的吵架，诗意的冲突。城市本身是艺术品，城市人应当是或者正成为艺术家。我创造过一个词，叫“戏现”，即游戏地、戏剧性地展现自己。我认为，每个城市都要“戏现”自己，不仅是艺术家，市民也都能“戏现”自己。 (采访/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