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亲历器官捐献的一天

7月2日零点，当小宇被接往福州进行移植手术时，奔忙了一天的泉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郭杰民才缓了口气。亲历了泉州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的他说：“提供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也让我们发现很多缺陷，以后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没有范本 手足无措

2011年7月1日上午10点多，郭杰民接到了小宇母亲的电话。

“红十字会吗？我的孩子不行了，我们想把遗体器官捐献……”电话那头，小宇的母亲悲伤而坚定。

电话这头，郭杰民有些无措——小宇父母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治疗了，而器官是有时效的，一切要迅速。那除了填捐献登记表之外，还要办理些什么手续？郭杰民飞快地思索着。

一直以来，泉州红十字会接受遗体捐献的登记，但是之前并没有接收的实例。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郭杰民和同事有点蒙了。

“没时间想那么多了，赶紧打电话联系省红十字会。”几通电话打下来，还是没弄明白到底该做什么。捐献器官的消息随即引起省红十字会的重视，立即安排专人负责协调。

彼时，小宇的父母正焦急地等待市红十字会的回应。

“你们再等等，我正在联系。”时间紧迫，郭杰民无法详细地向小宇父母解释。他必须先知道该怎么办理捐献手续，该怎么联系接收的医院。

多方联系 谨慎接收

临近中午，郭杰民联系了福州、厦门两地，“他们问我捐献者的血型是什么，我一下子也答不上来了。”因为小宇没做过血型检测，而医院只有知道血型，才能进行配对。

下午一上班，郭杰民开始跑科室，为小宇做血型检测。“知道了这个事，他们也很支持。”郭杰民说，医生很热情地为小宇免费做了血型分析，很快就有了结果。

通过省卫生厅，郭杰民联系了南京军区福州总院。在医院里，刚好有正在等待移植的孩子，血型也配对上了。

晚上9点多，福州总院的专家赶到了泉州，开始对小宇的情况进行会诊。“专家们很慎重，对于判定小宇是否已脑死亡，何时能够进行器官移植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诊研讨。”

“接收捐献肯定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完成，这是很严肃的事。”一位参与会诊的专家说，在法律方面，缺乏更为细致的操作性规定。

“登记表格填完了，父母在捐献协议上也签字了，可我总一直在想，是不是哪里还没做好？”郭杰民说，担心的其实就是法律责任的问题。

会诊进行了2个多小时，小宇才被接往福州。一直到了小宇生命停止了，专家才进行移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