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大革命时代十分活跃的黄慕兰此时已经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每日译报》的负责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提到了这个筹借款项的故事。

虽然与丈夫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但黄慕兰却一直不能坦白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其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孤岛时期，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当时，她备受流言困扰，又担心与东江游击队的关系暴露，因此再次提出离开陈家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

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