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把采访约在傍晚6 点，启智总队的工作室。在这个多人共用的，嘈杂的办公室里，谈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们站到走廊里，聊到8 点，一直饿着肚子。这是李森的工作常态。

成为电信系统的一名员工，在工作难找的当下无疑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出了一份“铁饭碗”，还有令人眼红的工资和闲暇。象李森这样坐不住的人，旁人以为是“下作”，不过谁人又知道他心中的乌托邦？

2000 年，电信员工李森有了另一个名字——乌托邦，这是李森给自己取的网民，在广州志愿者协会报名处简单地填写完一份报名表后，他就获得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员证，正式成为了其中一员，他有了另一个身份——义工老乌。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义工帮人开心”，在本职工作里从没做过管理的老乌，在志愿者团队里，用着国际最流行的NGO 管理思维和启智总队一起壮大。

2010 年，普通义工老乌已经是拥有2.5万志愿者的广州规模最大NGO 的队长了，时光荏苒，一做十年，而这些，都是靠老乌“自己走路、坐车、坐地铁、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单亲家庭出身的老乌，很小时候就明白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他的脑子里总是会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哪天该做什么，绝不会忘；说话不多，但是说话前总会冷静地想清楚，做事情有恒心。

2005 年，启智团队进入发展瓶颈期，每个月只有20 个志愿者加入。传统NGO 路线的志愿者流失率高，热情低，大部分事情落到几个组织者、骨干身上的情况开始出现。老乌冷静思考之后开始调整，从志愿者角度出发设计。

除了传统探访孤寡老人，为亚运会等大型活动服务，为街头露宿者、流浪者服务等40 种因志愿者兴趣不同而设计的项目在广州各区分布开来。对于并不看重物质奖励的志愿者，老乌开始服务时数记录制、星级会员制等等不同方式的精神鼓励，跟一些一线义工和中层管理义工聊，调查志愿者们的帮助意愿，然后开放新的帮助方式，成立新的小组，自此团队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活跃义工人迅速膨胀到5000 左右，每周的服务岗位就有一千多个。

对话《风尚周报》：你们团队志愿者的动机一开始都有哪些？

李森：有结交朋友、服务他人；有人是广州“移民”，想融入社会；有的白领平时生活压力大，想通过服务舒缓压力；有的妈妈带着孩子来，希望进行感恩教育，最小的孩子只有9 个月；还有些退休人士，借志愿服务以消遣时光。

《风尚周报》：团队的资金来源和用途主要是怎样的？

李森：我们可以说是负资金。租工作间加上3名专职人员的月薪，一共是6600 块。我们的收入大多来自志愿者入会费用：15 元。我们会发给他们胸卡、光盘和一些宣传资料，这些成本是5 块钱，所以每个月有7、8000 块钱的收入维持行政运转。团委那边每年基本也能申请到1 万块钱的活动费用。所有开支，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明细。

《风尚周报》：想过找企业赞助吗？

李森：找企业赞助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商谈，现在还不太想……而且一来，企业最多赞助具体某次活动；二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像壹基金那样有合法、官方认可的身份——这在目前严格的NGO 审批制度下很难获得——所以我们没有合法的公共帐号。其实志愿者团队最关键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项目。

《风尚周报》：这么大的团队，有没有想过放弃？

李森： 2009 年上半年时想过，其他服务队的志愿者说我们队做的一些活动，抢了他们本该做的项目，抢了风头。而我们这种团队，团委给予我们的身份认同、对活动的支持非常关键。但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

《风尚周报》：10 年义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森：做志愿者团队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远多过我的本职工作。2008 年8 月我在水立方做奥运志愿者，和世界各地志愿者相处的一个月是我美好的回忆之一。

《风尚周报》：你管理2.5 万名义工的方法是什么？

李森：我想出了届长制的管理方式：每个月新招收的7、800 位新义工都由8 名有经验的老义工带领，每个小组也有组长管理。用金字塔的方式就很容易管理。香港高级社工胡良喜在得知我们只有3 名专职义工就能运转这么多事情时，非常惊讶，“在香港这需要100 名左右的专职社工”。这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届长、组长这样的中层管理义工已经承担了他们专职社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