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一位母亲在“小萝卜头”宋振中雕像前为儿子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新华社记者 周衡义 摄

１９８５年，正是而立之年的厉华，来到重庆红岩博物馆。每次去渣滓洞，看到那些狰狞的刑具，那令人窒息的环境，他还难以理解先烈们面对地狱般酷刑、面对生死考验作出的人生抉择。从此，他埋首在一件件档案中、一封封书信里，执着地试图走进先烈们的内心世界。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一桩桩荡气回肠的事迹，在他的面前浮现：

那是１９４８年的一天，审讯室的门开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人被带了进来，透过灰暗的灯光，审讯桌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打量着眼前这个人称“七少爷”的青年。“七少爷”刘国鋕出身四川庐县一个地主家庭，大学毕业后，因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被捕。这样一个富家公子能从骨子里相信共产革命那一套吗？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而已。徐远举想，只要稍加规劝，一定能使“浪子”回头。

询问开始了，出乎徐远举意料的是，任凭如何威逼利诱，刘国鋕回答得很简单：“我什么都不会说。”

面对酷刑，刘国鋕仍守口如瓶。今天，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中，还能看到当年徐远举对他充满迷惑的询问：“你们家有钱有势，革谁的命？造谁的反？”

刘家动用了种种关系来搭救他。国民党的战区司令、参议长、市长纷纷说情，狱方也一退再退，提出只要刘国鋕在认错书上签字，即可获得自由。然而，刘国鋕拒绝了。

１９４９年７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动派却要做垂死的挣扎，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

带着黄金、名表、空白支票，刘国鋕的哥哥再次来监狱打点。哥哥流着泪跪在地上求他：“只要保住性命，出去后你愿意到美国留学我出钱，不愿意留学可以跟我到香港做生意。”刘国鋕也流泪了，但坚定地摇着头：“我死了，只要党在，就等于没死。”